我自己读到它们时，最深感受并非不忍卒读，而是震动，极度震动。假如这些诗行出自某个劳模或战斗英雄之手，我并不会受到任何震动。这倒不是对劳模或战斗英雄不恭，而仅仅因为他们本不必以文学见长，我们亦不会以诗人的要求衡之。可是，它们却署名“郭沫若”，列在这位中国现代诗第一人名下。如果意识到这一点，不可能不陷入无边的空虚。此时，我们对于诗之为何物，已经摸不着头脑。除去保留着韵脚，在其他任何一点，我们还能找到诗的踪影吗？或者，如果这确实是诗，那么还有什么不配称为诗呢？难道我们不可以把政治文件按句分行，然后也名之曰诗么？
当世中国地位最高、最负盛名的诗人，不光把诗写到这种样子，而且有勇气使之发表。对此，我唯一感觉是大脑完全短路。
郭沫若却沿着那样“诗风”滑行着，一直滑到“文革”。如此到了1967年6月6日，我们便从《人民日报》上读到他如下几句诗，那是他前一天在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《讲话》二十五周年大会所致闭幕词时，亲口朗诵，翌日由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的。它的头一句“亲爱的江青同志，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”我们前面已加引用，现在完整看一下此句所在的那一段：
亲爱的江青同志，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，/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。/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，/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；/我们要使世界舞台充满着工农兵的英雄形象！
我们可以不质疑他表达这样的内容（除了这种内容，那时也并不存在别的话语），但不能不质疑他为何要用“诗”的形式予以表达。换言之，我们可以谅解他迫于情势说几句假话，却不能谅解把假话写成诗。事实上，没有理由非这么做不可。难道不写成诗，会有人刁难于他吗？应该不会。是他自己想要这么做，仿佛违心说假话犹且未足，还必须从特有身份（文界泰斗）去说，以便起到一种“代表”“带头”的作用——甚至，是便于把假话说得更亲切、更动听，“亲爱的江青同志，你是……”，那种“面对面”的效果，确实有赖于诗的语气。然而，他将诗置于何地？难道对于抚育、滋养、成就了自己的这门艺术，对于自己生命与精神上这赤诚的伴侣，他就没有一点点怜惜、钟爱与守护之心，却忍心将它如此亵渎么？这是我完全不能了解之处。
再退一步：假若那是他审美能力严重退化，而致虽然笔尖流出来如此粗陋干巴的句子都浑然不觉，也还罢了。可是，读1981年5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《英诗译稿》一书，却又不对了。这些文字，是他于“文革”期间，悄悄随手写在一本日本出版的《英诗详译》页边，直到他去世后，家人清点遗物方始发现。当时，他边译边批，留下不少议论，大抵因从不准备示人，所以略无顾忌。例如这句批语（着重号皆为引者加）：
这诗也不高明，只要一、二段就够了。后两段（特别是最后一段）是画蛇添足。板起一个面孔说教总是讨厌的。
又一批语：
这首诗并不好，没有什么写实，也没有什么目标，只是些空响的壮语而已。
再看他所称赞的诗是怎样的：
这首诗好，比前面一首好得多，好在写得实在而不做作。但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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