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在1960年，在一封私人通信中，谈及对世英、民英二子的担忧，这么说：
……特别在哲学方面的文字，必须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反复修改。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，尚未成熟的东西，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！对于自己更应严格要求，不能任性。（黄淳浩编：《郭沫若书信集》下册）
他告诫，涉及“思想”，务加小心。“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，尚未成熟的东西，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！”所谓“成熟”，当然以政治标准来断，“反复修改”也无非是直至政治上“成熟”。信中所谈，看似平谈，其实却是现身说法。盖“五四时期”之郭沫若，正是“尚未成熟”的典范，那活泼、富于朝气的时代，用对“尚不成熟”的容纳和祝福，使一颗颗年轻心灵勇于建树，郭沫若于兹受惠尤深。四十年后，他却用“不能任性”规范子女的精神与思想。时代反差如此强烈，而讽刺又是何其辛辣。惟不知口出此言之时，郭沫若曾否揽镜自鉴，而有此身犹在、面目俱非之叹？
从率性而为到“不能任性”，郭沫若之变，似不可以仅用身份、地位来解释。其中，有多少源自对教训的记取、对利害的揣摸、对深渊的预窥……凡此种种，藏在岁月流逝之间；形骸依旧，而神魄暗夺。
郭世英的同学周国平先生，记述了“文革”中某日他在郭府所见一幕：
在一次讨论时，他忽然显得心不在焉，眯眼望着窗外某处，沉默半晌，迸出了一句话：“郭沫若迟早也完蛋！”（《我的心灵自传》）
这一笔，固然写出了真的郭沫若，不知怎的，我更多想到的反而是他的伪。一个“迸出”这句话的郭沫若，与那个当面吟诵“亲爱的江青同志……”的郭沫若放在一起，令人无从回避一个“伪”字。在这二者之间，有太多的察言观色、侦动伺静、谋长计远、拿捏沉吟、惧祸畏谗、虚与委蛇……
就这样，郭沫若走到人生尽头，把家人召至病榻前，满腹韬略地安排后事，运用过人的聪明与平生经验，就政治地理座标进行了最后一次选择：舍身以肥“大寨”之田、肥“社会主义农业样板”之田。
可惜，那并非点睛之笔，反而成为毕生最大败笔。之如此，纯因他的辞世略微早了一二年。1979年后，随着农村改革开动，“大寨”一词不仅褪去光环，更经实践验明，是与中国农民福祉相反的产物；更不要说，还与它最著名的“高举”者江青有着幽深的缠绕。稍假时日，如果他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、“右派”改正、刘少奇平反……这一系列深刻变化，我以为，无论如何不会发下那样的遗愿。
少年维特，就这样古怪地将归宿选在了“大寨”。呜呼！若真有“时间隧道”可供“时间旅行”，回到写作《女神》的时代，回到醉心陶、庄、王的时代，回到嘉定府求学的自然、率性而叛逆的氛围，他终将回想起一些什么呢？
此刻，我不由想起与郭沫若一样深受王阳明影响的袁宏道的一段文字。当年，出于喜欢，我把它抄在了笔记本上：
作吴令，无复人理，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。何也？钱谷多如牛毛，人情茫如风影，过客积如蚊虫，官长尊如阎老。以故七尺之躯，疲于奔命，十围之腰，绵于弱柳，每照发眉，辄尔自嫌，故园松菊，若复隔世……嗟呼，袁生岂复人间人耶！（《与沈伯之书》）
当然，这是袁宏道成为“名士”之后的烦恼，假如像1921-1924年间上海的郭沫若一样四告无门，大概就会是另一番感触。那么，也成为了“名士”之后的郭沫若，尤其是晚年为文为人以至于伪的郭沫若，是不是暗中就有了袁宏道式烦恼呢？吾不知也。
他用自己犹如冰炭的人生轨迹，提出了二十世纪的“郭沫若难题”。
一个具有成为“文艺复兴百科全书式人物”最佳潜质的人，最后那样谢幕了。这让人意识到，中国的现代转型虽然已历百年，现代器物、现代景观也灿然可观，但在文化上、精神上，离“现代”仿佛还远。当年，梁任公在《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》里将中国现代化道路概括为三个层次：
第一期，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。
第二期，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。
第三期，便是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。
如今，又将近过去了九十年，我们是否仍“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”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