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灵的郭沫若，就这么被政治的郭沫若取代了。
我不知道用“政治的郭沫若”去描述“觉醒”之后的他，是否太过偏颇。问题在于，从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到《蒋委员长会见记》，从“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”（《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》，1958年）到“亲爱的江青同志，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”（《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——郭沫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》，1967年），从《红旗歌谣》到《大寨行》，从《十批判书》、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到《李白与杜甫》……最后，连身后事也聚焦于政治地理精心安排。欲寻觅一政治外的郭沫若，曷可得乎？
阮籍有《大人先生传》，其曰：
天下之贵，莫贵于君子。服有常色，貌有常则；言有常度，行有常式。……上欲图三公，下不失九州牧。故挟金玉，垂文组。享尊位，取茅土。扬声名于后世，齐功德于往古。奉事君上，牧养百姓。退营私家，育长妻子。卜吉宅，虑乃亿祉。远祸近福，永坚固己。此诚士君子之高致，古今不易之美行也。
这是阮步兵以叛逆者眼光，为中国文人绘的一幅标准像，深中肯綮，字字不易；不惟传神于当时，千百年后也仍然神奇地酷肖。后面，又有几句算是对自己的刻画：
今先生乃被发而居巨海之中，与若君子者远，吾恐世之叹先生而非之也。行为世所笑，身无由自达，则可谓耻辱矣。身处困苦之地，而行为世俗之所笑，吾为先生不取也。
我发现，这几句话用以烛照1926年以前的郭沫若，近乎毫发不爽。“行为世所笑，身无由自达，则可谓耻辱矣”，郭氏之低回，无非如此。也正像那个讥弹阮籍的人所担心的，“吾为先生不取也”——郭沫若后来果然愤而“不取”于此了。
所以，中国文人跳来跳去，最后跳不出“君子”道路，“上欲图三公，下不失九州牧”，“奉事君上，牧养百姓。退营私家，育长妻子”，“远祸近福，永坚固己”。郭沫若之由独抒性灵而附身政治，从“与若君子者远”到成为最大的“君子”，再次印证了这传统的强大。
不过，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说，他与政治的贴近和紧密，并非一上来便如胶似漆，而是跟随着时势，逐步加强，然后才达到了“502”的强度。
这趋势一直在深化，但到建国前，大致还没有完全融为一体。他从国共分裂的血雨腥风逃至日本，虽云是经过了周恩来的安排，但在日十年，确从实际行为上规避了政治，否则，想方设法“寻找组织”的话，总有线索可寻的。他的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，我方史学虽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作，而对方或第三方史学则一方面不满它“不免有宣传的意味”，另一方面则承认它“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。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，自有此书后，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。”（顾颉刚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）仍目为学术力作。同样写于流亡日本期间的《创造十年》，正如本文引述所呈示的，不乏个性的残余和尚非刻板的观点，尤其对鲁迅无所顾忌的非薄，放到以后是不可想象的。就算《十批判书》、《甲申三百年祭》这样的著作，虽然明确含着党派立场，抑或是“应命之作”，但独立的思考和大胆的发挥仍时有所见——顺便说一下，我早年读《十批判书》感到相当过瘾，他对孔子思想的评析让自幼以为孔子是“奴隶主阶级代表”的我开了眼界，他对韩非思想服务于威权的本质的揭露，对秦王政独裁专制的批判，令我舒畅而敬佩，虽然后来得知这些批判的矛头实际上指向蒋介石的，我也觉得无关紧要，因为他毕竟把一种符合文明进步的价值观留在了人间。
1924至1949年之间的郭沫若，我们已不复指望他如法国卢梭、德国歌德、俄国托尔斯泰那样，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独立精神觉醒、解放和崛起的象征，但我们都还感到，他即便作为有特定政治倾向的作家和学问家，那种情形也还是可以接受的，至少我们还能够读到他有创造性以及给人阅读享受的作品。
然而之后呢？余生也晚，建国后郭氏大作，许多不能第一时间读到。我是站在相当的时间距离之外，自行搜寻、检索以往报刊上列在他名下的诗文。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所看到的，这里姑举两例，与大家共赏。
1959年2月4日，他在广州为“大跃进”和建国十周年赋诗一首，八天后刊于《人民日报》第八版。标题颇有诗意，《春暖花开》。诗却是这样写的：
在社会主义的东风中，又看到春暖花开，/敌人一天天的在烂下去，我们在好起来。/一九五九年一定要胜过一九五八年呵，/胜利的东风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！/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应该是十倍的春天，/今年我们要迎接到祖国建设的十周年。/请看呵，每一个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干劲，/每行每业都希望能够有献礼火箭上天。/办得到吗？我们肯定地回答：一定办得到！/首先是我们有党的集中的全面的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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