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、田结缘是由宗白华促成，他们一个在福冈，一个在东京。1920年春，田汉终于跑到福冈访友。郭沫若说：“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，我因为没钱请用人，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。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。他那时候还年青，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，不知道人生为何物。”（第69页）田汉回去时，路过京都，与郑伯奇见面。郑问其观感，田汉答以：“闻名深望见面，见面不如不见。”毫不掩其大失所望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次造访的最精彩的一瞬——那是两人无意间一句对诗。经过如下：
当他初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烧水，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，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。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，很高兴，一面做着杂务，一面和他谈笑。我偶尔说了一句“谈笑有鸿儒”，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“往来有产婆”。他说这话时，或者是出于无心，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。后来在《三叶集》出版之后，他写信给我，也说他的舅父易梅园先生说我很有诗人的天分，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。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，太不自重，往来的是产婆下女，关心的是柴米油盐，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。但是他没有想到假如我有钱，谁会去干那样的事？（第70-71页）
这么逼仄地度日，不要说受着“有产阶级”的刺激，就连亲近的朋友也给以“侮蔑”，我们的大诗人能够平和么？当然不能。以他的自期，这种生活岂应属于他这样的人。后来他不是写过有名的戏剧《屈原》么？这个“屈原情结”，就是这时燃烧起来的：
但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儿的征候，领着官费，养着老婆儿子，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，而偏偏要自比屈原。就好象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样，就好象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。（第79页）
一腔愤懑，冷眼向洋：看呐，一个才比屈子的人，竟几无“容身之地”，这世界不令人齿冷么？
可是景况从来没有改善的迹象。1921年3月，好友成仿吾传来消息，告知其被荐为泰东书局文学部主任，拟即刻回国。对此郭沫若写道：“我得到这个消息，便急转直下地也决定在四月一号到门司（日本一港口城市——引注）去，和仿吾同船回国。”急转直下，除了突兀、仓猝，大概也有灵机一动的成分罢。成仿吾回国，究竟还有来由，而郭氏“和仿吾同船回国”之念跃上脑际，却仅止是或许能沾好友的光，幸分其一杯羹这弱如游丝的一线希望，但他却如发现救命稻草，一跃而起，扑上前去。至于前景究竟如何，在他竟不加考虑，似乎也无须考虑了。我们可从动身的匆草，认识他焦灼恓惶、慌不择路的内心：
在我决定了走的三月三十一号的那一天，屋主来领了房金，同时说他的房子要改建了，限我们在一礼拜之内搬出。这到后来才知道只是一个口实，实际上是他另外找到了一家愿多出一倍房金的佃客。……在我已经决定了走，而我留在后边的家族却要被人驱逐，这使我的决心发生了动摇。在这儿我是应该感谢我的安那的。她平常虽是阻挡我，不要我转学，不要我回国，但她看到我就象成为了狂人的一样，呆在家里几月不进学校，她也就决心让我把医学抛掉，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。（第86页）
也就是说，他这一走，家中不单没了主心骨，一周后，老婆孩子还要扫地出门。纵然如此，郭沫若亦未稍缓其行，停下来把她们母子安顿好再走。而且，连一贯反对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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