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，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，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，令他充满屈辱。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，开始变得富于敌意，以致“自卑”。1921年7月，他替泰东书局回日本奔跑杂志事，去京都见了郑伯奇，后者“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访问厨川白村”，也就是《苦闷的象征》的作者，这书当时在中国新派知识分子里影响很大。郭沫若一口谢绝。书中就此发了一通议论：
我总有点怕见上人。凡是所谓大人名士，我总是有点怕。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，就连吾们贵国的，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。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，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“流氓痞棍”的原因。（第110-111页）
所谓“怕”，自惭形秽也。自己混成这样，形容卑微，与名士接交岂不自取其辱（想想当时与田汉的相见怎样“侮蔑”了他）。他不是不愿与名士为伍，实际上他才真正自视名士，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名士更配成为名士，但现实偏偏这样待遇他，所以他的“怕”，除了形迹上的自卑，更是心理上的不平与抗议。顺便说一下，“流氓痞棍”这几个字，是鲁迅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一文对“创造社”的讥刺，郭沫若对此没齿不忘，以致很久以后写的《创造十年》及其续篇，时不时反唇相讥地提上一句。其原因，我以为鲁迅此语除了与当时论争有关以外，也深深触到了郭沫若过去“十年如一日”屈辱生涯的隐痛。只是他这隐痛，鲁迅未必知情；在鲁迅，可能只是舒畅一骂，在郭沫若，却会当成“大人名士”的高高在上的蔑视。
当时，不但并未谋面的鲁迅不知情，即便跟他打过交道的文坛人物，对其实际处境看来也知之不多。例如胡适。
郭、胡第一次见面，应是1921年7月在上海。那时，商务印书馆大佬高梦旦请客，既请了胡适，也约了郭沫若。下面的引文，我加了一些着重号，可留心体会：
那时胡适大博士受了商务印书馆的聘，听说就是梦旦先生亲自到北京去敦请来的，正在计划着改组商务编译所的大计划。大博士进大书店，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传过一时。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，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。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。这样煊赫的红人，我们能够和他共席，是怎样的光荣呀！这光荣实在太大，就好象连自己都要成为红人一样。（第131页）
这些地方，都话中有话。或者，是与自己境地、所受礼遇相对照（反推之即可）；或者，是不平衡心情的流露，甚至有点“醋意大发”。而这“醋意”，与这段叙述胡适的文字，简直如影随形。甚至结尾也要这么收束：“散席的时候，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国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。”顾影自怜，怨天尤人；郭氏之“醋”胡适，不亦过乎？其实当日胡适有没有瞧不起郭沫若，恐怕还真不至于。尽管那天同去的郑伯奇穿着略嫌寒酸（“伯奇那天愁他没有衣裳穿，他便穿了我在上海用两块半钱缝就的一套法兰绒的西装”），郭沫若穿的是“夏布长衫”，而胡适“穿的也是夏布长衫”，就算胡适会以貌取人，这时也瞧不出什么破绽来。相反的，在未了解真实景状以前，胡适心中的郭沫若，只是声誉鹊起的大诗人，怎会无端倨傲呢？
郭、胡第二次见面，是与郁达夫同在，胡适也未看出太多的异样。第三次终于不同了，郭沫若得了个大尴尬，受刺激之深，完全可想而见之。据徐志摩日记记载：
与适之经农，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，久觅始得其居。沫若自应门，手抱襁褓儿，跣足，敝服，状殊憔悴，然广额宽颐，怡和可识。入门有客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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