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述经历，在郭沫若一生，是个分水岭。
分水岭的第一层意义，是他把脚从学业和文艺迈向社会，实现自己对社会的主张。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谈论的。只不过，这是从比较高屋建瓴抑或恢弘壮大的方面来说，我们不否认其可能，然而觉得却并非没有其他值得探察的方面。
考其人生态度，我发现大概在刚入二十年代的时候，郭沫若一改往日逍遥潇洒、才子风流的情状，突然变得烦闷激愤，对生活格外抱有不平，喜欢骂世和谈论“无产阶级”，乃至主张“暴力”。例如1922年他写道：
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，一切什么梵的现实，我的尊严，爱的福音，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、椰子酒；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。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。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，无产阶级的铁锁。（《太戈儿来华的我见》）
连几年前情有独钟的泰戈尔，也成了唾骂的对象。
诸如此类的言语或情绪，突然增多了起来，令人不免诧异。倘是在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以后，爱说这种话，我们不会惊讶；问题是彼时他尚未有此精神飞跃。那么究竟何故能引他如此呢？我开始注意起他的实际生活，希望到那里面找找原因。
所幸郭氏留下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可供研究，我们只须将记述人的情绪、心理与事实本身做些甄别就是了。
——此即1932、1937年所写《创造十年》和《创造十年续篇》两篇自传（现编在《郭沫若全集》文学编第十二卷《郭沫若自传》第二卷《学生时代》里，以下所注页码均自该书）。它们分别记录着郭沫若1918年至1923年和1924年至1926年的经历。
大致到1918年，郭沫若的留学生涯都还是轻松愉快的。可自那以后，轻松愉快离他远去——原因，自然是受到了窘境的打扰。我们来看1918年5月发生的一桩事。那时，日本为侵占我东三省及控制我军队，引诱段祺瑞政府签定了两份“军事协约”，为此，日本留学界闹了“一次很剧烈的全体罢课的风潮”。“一部分极热心爱国的人组织了一个诛汉奸会，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为汉奸”，郭沫若说：“不幸我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，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，我不消说也就被归在‘汉奸’之列了。”这倒不算什么，关键看下面这段：
全体罢课支持了有两个礼拜的光景，所反对的协约并没有因而取消，于是乎便又产生了全体回国的决议。这一决议下来，凡是有钱在手里的人回了国的也就不少，不幸象我这样的“汉奸”每月所领的三十二圆的官费是要养三个人口的，平时所过的早就是捉襟见肘的生活，更那有甚么余钱来做归国的路费呢？没有钱便失掉了“爱国”的资格，“汉奸”的徽号顶在头上，就好像铁铸成的秦桧一样。我这人的泪腺似乎很发达，自来是多眼泪的人，当年我受着这样的懊恼，在无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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