茅盾有一个毕生的隐痛。
《新青年》分裂以后，陈独秀把它带到上海。1920年大约2、3月间，为了筹备在上海的出版，陈约请数人在渔阳里二号住处谈话，有陈望道、李汉俊和李达，茅盾也在其中。茅盾之被邀请，应是陈独秀听说并注意到他已对《小说月报》展开“半革新”（《我走过的道路》说：“《小说月报》的半革新从一九二0年一月出版那期开始”。他在这一期撰文《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》，“提出了文学应当‘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’”）。不久，同年7月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建，发起人是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李达、陈望道、沈玄庐、俞秀松等，没有茅盾。不过，他很快就在10月份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了，并且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，自然成为第一批党员。
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（以及之后的中国共产党），使他下一阶段人生基本转入实际的政治革命活动，尤其1923年他从《小说月报》主编卸职以后。他先是到党创办的培养革命人材的第一所大学上海大学任教，后又当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委、国民运动委员，并兼任下设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。茅盾说：“因为担任上述的党内职务，我就相当忙了……过去是白天搞文学（指在商务编译所办事），晚上搞政治，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。”
他党内资格之老，不必说在文人作家群首屈一指，即从全党范围论，亦属最早元老之一。“文革”后，胡乔木代表中央请茅盾写回忆录，说：“中央讨论时，陈云同志特别提到您，说建党初期的历史，除了您，恐怕已没有几个人知道了。”（《父亲茅盾的晚年》）后又让林默涵督促此事，林在信中说“我们希望您写一本您的重要经历的回忆录”，特别强调“内容不限于专谈与写作有关的事”。（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《尘封的记忆——茅盾友朋手札》）以此之故，《我走过的道路》对所亲历的二十年代革命政治生涯，记叙甚详，我在此并不一一复述。简单来说，从1923年至1927年，茅盾在上海、广州、武汉三地周游，从事过工人运动、宣传工作、秘密工作、党务工作、教育工作……除了没拿过枪，庶几别的都干过。尤其应该一提，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时，茅盾任该部秘书，另有干事肖楚女等工作人员7人；毛泽东这样对他说：“部长之下就是秘书”。
1927年4月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急转直下，蒋介石在上海、南京屠杀共产党人，继之李济深在广州做了同样的事。5月，长沙发生“马日事变”。6月，冯玉祥与蒋介石握手言欢。7月15日，汪精卫也终于在武汉清共。这一切，史称“大革命失败”，其间血雨腥风、狰狞惨厉，书不胜书。
汪精卫翻脸的迹象愈显。茅盾未雨绸缪，于6月底将孔德沚送上去上海的英国轮船，自己则于政变前一周的7月8日辞去《汉口国民日报》总主笔，同社长毛泽民一起转入“地下”。隐蔽半月，他得到指令：拿着一张二千元支票，去九江见某人。到了九江接头地点某小店，见二个人坐在那里，一是董必武，一是谭平山。董告诉他：“你的目的地是南昌”，并继续带着那张支票。我们知道，数天后，南昌就发生了“八一起义”，茅盾的使命显然与此有关。但当他去买火车票时，却发现停售。这时他听人说，可以先到牯岭，从牯岭翻山下去即到南昌。就这样，茅盾上了庐山。上山后，“突然患了腹泻，来势凶猛”“三五日内尚不能行动”，“又躺了三四天”方能起床“稍微走动”。这时，他遇见有名的“革命美女”、曾在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任职的范志超。范告诉他8月1日南昌发生了暴动，“现在南昌是叶挺、贺龙的部队占着，情况不明”。范志超提到，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回上海。茅盾说他“也要回上海”。于是约定“一路走”。8月中旬，范志超托人买来船票。船到镇江前，茅盾心生一计，“考虑到在上海码头上容易碰到人，不如在镇江下船，再换乘火车”。他把行李托给范志超，自己在镇江上了岸。刚下码头，便遇军警搜查，那张支票被发现；茅盾“急中生智，低声对他说，这东西我不要了，就送给你罢。那个兵迟疑了一下，就把支票塞进口袋里，让我走了。”
这就是“从牯岭到东京”的开始。我感到，八十高龄的茅盾写这一段时，内心仍有不能面对的苦楚，一些关节处语焉不详。时间定格在了牯岭那个地方，仿佛凝固。如果当时能够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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