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德君的讲述，紧扣一点：在那个最苦闷甚而颓唐的时期，是她让茅盾重新振作。除了上面的事例，她还提到茅盾亲口讲过的一些话；这些话，表达着茅盾对她的感恩、珍爱甚至狂热，如：“每当他流露出消沉、悲观的情绪时，我总是耐心地规劝他……茅盾很受感动，说他就像沉沦在大风大浪里，好不容易抓到了我这样一根救生藤。”“他说他不爱他的妻子，要和她离婚，永远和我在一起。”“有一回，我们乘坐高空电车，中途发生故障，电车悬挂空中，乘客们都惊慌起来。可这时，茅盾却露出一张充满激情的笑脸，紧握我的手，凑近我的耳朵说：‘阿姐，就这样掉下深谷里解决了，够多么幸福啊！’”
秦德君说，她先后两次怀孕。第一次是1929年，她回国做了人工流产，然后于9月返日，归途中与胡风轮船相遇——换言之，《胡风回忆录》所提“为茅盾讨版税，看朋友”，并非她此次回国的真正原因（但她确实从叶圣陶那里取得茅盾一笔稿费，用途却是“作住院费”）。第二次发现怀孕则在1930年4月初他们回到上海以后，同样也做了人流，地点是福民医院。
对第二次流产，秦德君有相当凄凉之描写。盖自回沪之后，孔德沚数次前来“哭闹”（其时，秦与茅盾栖身于杨贤江在上海的家中），茅母亦“坚决要求他俩恢复由她一手操办的婚姻关系”——此乃秦刻意之辞，彼夫妇二人从未离异，何来“恢复”婚姻关系一说——而茅盾则渐露屈服之态。当是时，由秦德君提出分手，“茅盾先是不同意，后又同意暂时分手，但要同我订一个‘四年之约’：他以四年写作的稿费支付与孔德沚离婚的费用，然后我俩再图百年之好。经过他的反复劝说，我最终同意了，还约定四年后团圆时，再续完《虹》的后半部。于是他拽着我到附近照相馆合照了一张6英寸照片，说是作为暂时分手的纪念。这是1930年8月的事。”从秦的叙述看，做人流手术与分手乃是同时。秦还说，一周后从福民医院独自回到住处，备感绝望之下，她服安眠药自尽，被侄子发现送到医院救活。
一直至此，我们听到的，全是秦德君一面之辞。在《我走过的道路》里，与这段时间相对应的，是“亡命生活”一节。然而，从18页到48页，整整这一节中，茅盾绝口未提秦德君其人，我们更不能指望听到他表示别的意见。
韦韬、陈小曼《我的父亲茅盾》，也没有转述茅盾本人对此事的任何直接言语，但提供了一些其他细节。他们说，孔德沚是在1929年初冬从叶圣陶那里获知此事，而叶圣陶称，自己是从刚回国的杨贤江那里听说的。顺便指出，《逃墨馆主——茅盾传》的作者似乎把“1929年初冬”理解成“1929年初”了，因而推断孔德沚获悉此事的时间“应为1929年初夏”。这不可能，亦不合理。从秦德君叙述来看，杨贤江的回国当在1929年冬；那时发生了一种形势，日本当局几乎将在日的中共组织一网打尽，“流亡京都的‘红色青年’纷纷回国”，杨贤江大抵即在此人流中。秦德君还说，那阵子她也提议回国，然而茅盾“坚决不肯走，只要我一提起回上海，他就抱着我痛哭流涕”。茅盾何以如此？我个人假设，以杨贤江回国为界，得到消息的夫人乃至高堂大人，多半已有书信来兴师问罪，而茅盾实不知一旦回国，如何措手。
不过，叶圣陶所谓“他是从刚自日本回国的杨贤江那里听来的”，却属托词。他无待回国的杨贤江来告诉他什么，8、9月间，秦德君回国手术，费用即由彼处获得——他替茅盾保存这秘密，已然数月。大约几经踌躇，现在他认清这秘密还是不保存的好。但他总不能从几个月前自己曾为某人提供手术费讲起，恰好杨贤江回国了，这倒是合情合理的由头，于是借这个东风，叶圣陶把茅盾、秦德君之间的故事讲给孔德沚。而叶圣陶“通风报信”之后，到翌年4月初茅盾回到上海，之间长达数月，婆媳不可能不设法与茅盾联系、宣示她们的态度。如果我们的推测合乎逻辑，则在茅盾而言，“何去何从”的思想斗争暗中早已展开，并渐渐有了答案——这便解释了为何回国不久即告分手。
综合各方因素，故事的结局其实是必然的。这故事中总共有四个人物：茅盾、秦德君、孔德沚、茅母。后二人所起作用不言而喻。而茅盾有两个特点，一是奉母至孝，二是禀性理智；这两个特点，既决定了他不可能违母命，也决定了到一定关头他知道并善于反思，行当所行、止当所止。然而最奇怪的，似乎连秦德君自己也在促使故事以这样的结局终止。《我的父亲茅盾》断言，对茅盾来说，这是“并不愉快的插曲”，因为秦德君“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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