似乎章诒和先生说过，京剧的历史是与两个女人联系在一起的。这两个女人，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谁，另一个，是清末的叶赫那拉氏。公平起见，我应补充说，京剧历史也跟一个男人联系在一起，那就是促使四大徽班进京的乾隆皇帝。不过，章先生确实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，她实际上说的是权贵与艺术的关系。
我们看一看艺术史，在文化进入民主时代以前，权贵往往在艺术发展中会起到关键作用。尤其是欧洲，芭蕾艺术与法王路易十四的爱好有很重要的关系，没有利西诺夫斯基公爵资助，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大概也不便开展，至于诗人、画家为宫庭所养的例子就更多。在这方面，中国历史上也时有表现。唐玄宗李隆基算一个，他是个戏迷，自己还能演，但他的爱妃杨玉环更精于此道，两人联手把唐代的戏剧歌舞搞得很繁荣。以后当了金人俘虏的宋徽宗也算一个，他本人就是书画巨匠，还创建皇家画院，养了一批画家，形成“院体画”，对文人画发展起过很大推动作用。
基本上，权贵的介入对艺术的影响都是正面的，虽然对国家来说不仅不是幸事，反而是隐忧——比如李隆基、赵佶都不免玩物丧志，落得奔亡去国的下场。但我们只谈艺术的话，应该承认，中国的权贵也罢，外国也罢，以其修养、见地乃至个人造诣较高之故，好像还很少听说过，经他们插手把艺术搞糟了、搞凋零了的情形，一般都是使某一艺术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截。
比如京剧史上两个女人之一的慈禧太后，把京剧引入宫庭，不单提高了京剧的地位，也刺激它走向精致化。谭鑫培之为承先启后的一代宗师，与她慧眼识珠分不开；虽说终究只是她的玩物，但玩得品味不俗也是事实。
晚慈禧约一甲子，另一个关键女人出现了。从我们接触到的材料看，江青对京剧的眼界、见识并不低，这个公道话还是应该说的。在权高位尊上，江青与慈禧也有得一比。但是奇怪，江青对于京剧艺术却起到了破坏作用，甚至是致命的破坏作用。如果没有这个女人，京剧应能以一种完美状态留在历史上，现在肯定不行了。人们也许会说，有没有江青，戏改乃至样板戏恐怕都一样要搞起来。诚哉斯言。然而列位，换成另一个人，没有江青这样的地位，不具备江青那样的对京剧的了解，类似事情即使发生，也极可能搞不到如此深入长久。恰因懂戏，她的破坏性才非等闲可比。她的可恶，正在于明明知道京剧的价值、京剧的美，却为着政治原因无视这种价值和美，功利地利用它、压榨它、扭曲它。她的可恶，还在于一边公开痛骂、封杀旧戏，斩断京剧历史，只让人民群众看样板戏，自己却暗地让人继续给她演旧戏，亦即搞文化专制主义。昔年在沪求学，我曾与原样板团一些演员走近，他们亲口相告，“文革”间江青让他们为之唱堂会、演旧戏。我曾想，江青等不妨去搞样板戏，只要并不禁绝传统戏，京剧的状况就不至于太坏。然而这是不可能的，他们知道，不禁旧戏，样板戏就不能立足；换言之，他们是以一己之私，不惜毁坏民族艺术宝贵传统，来推行自己的货色，正所谓“我花开时百花杀”。
慈禧推广了京剧，江青似乎也有相似作用。试想整整一代中国人，个个能唱几句京剧，是不是奇迹？然而，京剧因此而普及了吗？今天再看，答案非常清楚：没有。就我身边而言，虽然同龄人个个能唱几句样板戏，却几乎没有一个爱好京剧。他们对京剧没有感觉，也没有热情。样板戏不能使他们通往京剧艺术。于是我们明白，最终，样板戏不过是那个时代的“流行文化”而已。
后记
当代文学史是一座宏富的宝库。
我从2007年开始做当代文学史的个案研究，起初全未料到会持续这么久，从《典型文坛》到《典型文案》，做了将近三十个专题，感觉却只是稍启其一角而已。
每做一个专题，所读材料积案盈箱。我知道，纵如此仍是挂一漏万，因为经常于稿成之后，又从新读到的书中发现所不曾见到的材料。近三十年，有关当代文学的史料，出版与发表相当惊人，简直应接不暇。但与这种情形不成比例的是，用得既很不够，也不怎么好，就像应有尽有的各种建筑材料，堆放于地，随处散落，迟迟没有拿去盖房子。
我觉得自己就像泥瓦匠，面前有空地，堆着好些木料、砖头，只须费些心思、花点力气和汗水，就可以造出不同的屋宇，造完一座，还想造另一座。《典型文案》付梓之时，新的蓝图又在心里绘制了，那应该有别的样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