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翎笔下工农形象的不“标准”，是多方面的。他强调着“主观战斗精神”，着眼于个体抗争、跃起和突进（这违反了集体主义观点）。因为特别称赞“生命底丰满”和对生活的主动突进，路翎偏爱有“流浪汉气质”的工农形象，这种形象焕发着野性、叛逆、强力、英雄的光辉，凸现了人的“高贵”品质（他特别看重“高贵”这个词）。然而，个人的自我的“生命底丰满”，在主流革命意识形态看来绝不是一种优秀品质，它认为这与其说是对工农的赞美，不如说是丑化和歪曲，工农群众应该被表现为具有高度组织性、纪律性。跟主流革命意识形态要求把工农塑造成“先进”典型不同，路翎的描写有阶级憎爱，但并不按照“阶级分析”观点来写。他的工农叙事，越出于故事的罗列，而以力的冲突为锋刃，撕开生活表层，穿越灵魂，攫取精神性的存在。他持续地写出《饥饿的郭素娥》、《罗大斗的一生》、《蜗牛在荆棘上》、《卸煤台下》、《两个流浪汉》等一批作品。其中的人物，既非束缚于土地的传统农民，又非成熟的工人阶级，而是刚刚离开土地却又保持着农民气质的人。这成为路翎工农叙事的独一无二的切入点，从这里，在刚刚离开土地、有如流浪者的那一类人身上，他看到了他所渴望的表现力。《蜗牛在荆棘上》写道：
流浪者有无穷的天地，万倍于乡场穷人的生涯，有大的痛苦和憎恶。流浪者心灵寂寞而丰富，他在异乡唱家乡的歌，哀顽地通过风雨平原……
发掘劳动者的生命意识，是路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最具特色的贡献。
他刻画劳动者，追求于内在的诗意。他主张“直接认识生活”，抵触教条地、公式化地表现工农，然而这不意味着对生活采取客观主义态度。他声称，“我还是浪漫派”。他的工农叙事，一面坚持生活面貌的原质，一面深刻注意生活的心理潜质。他的以工农为题材的作品，被人广泛诟病语言形态“欧化”，人物身为工农大众，说话却“缺少一般的土语、群众语言”。这在当时，也是知识分子作家表现工农生活时的一个通病。因此，连他的知己胡风也误以为他犯了同样的毛病，而提出批评。路翎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：
我说我的意见是，不应该从外表的多来量取典型，是要从内容和其中的尖锐性来看。工农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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