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典型文案》是《典型文坛》的姊妹篇。
《典型文坛》出版后，相关写作没有结束，还在继续。但是，内容和向度上有些变化。先前虽注意到不要写成人物传记，却基本还是以人为中心，围绕人物来写。之后，考虑下一步工作时，觉得如果有所调整的话，应该把注意力从人移到“物”。
至于这个“物”确切指什么，我也不能够说得很确切。脑中所以闪出这个词，是受戈德曼几句话的启发。他在评论罗伯-格里耶时说：“他发现人的现实已不能再作为自发的、直接体验到的现实存在于整体结构之中，只有当人的现实表现在物的结构和属性里的时候才能被找到。”“当今世界好似一架拥有自动调节装置的现代机器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，都受到这种机械的、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支配。”（《新小说与现实》）这些看法，其实源于马克思的一个论断：人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”
这个论断，拒绝孤立地看待人、认识人，特别是不赞成强调人的主体性，而把每个人的存在，理解成各种社会关系作用的结果。如果自我是一种主观因素，那么，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——戈德曼用自己的表述称之为“物的结构和属性”。
我觉得对1949年以后文学，也应重视“物的结构与属性”。文学紧紧地与政治、意识形态捆绑，制度力量非常强大，个人微不足道，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是规定动作，取决于文艺政策和部署，大事小情几乎皆非偶然、孤立，牵一发动全局，有复杂深刻的背景。戈德曼所谓“当今世界好似一架拥有自动调节装置的现代机器”，非常适合描述前三十年的共和国文学。
以往对文艺和文艺史，都强调主体性，把作家艺术家的才能、性情、修养视为原动力，研究他们如何从事自我创造从而推动文艺发展与变化。但1949年以后，顺着这种角度观察，视线会受到阻碍，很难伸展下去。人不是决定者；一个人也好，一件事也好，经常处于“被决定”状态——被预置的各种条件所决定。真正追索下去，在我们文艺中最终面对的不是人而是物：体制、政策、形势、运动，等等。过去，作家作品的成败，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，而在当代，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，其自身原因却退居次要乃至微不足道。例如《我们夫妇之间》引起的后果与小说自身之间，实际上很不匹配，所以如此，只能从文艺思想氛围求到答案。刘绍棠从他的“成功”起本质上就不是个人之力，后来所谓“堕落”，更是一种“程序”运行的结果。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固然是不错的小说，然而它的历史重要性并非由此而来，而是由背后一系列事件造成。当代文学史充满了这一类无法从文学自身求得解释的事情。哈罗德·布鲁姆影响很大的《西方正典》，是一部单纯用作品联缀起来的文学史；这样的书，在古代文学范围里我们也可以写，但若以当代文学为限，就肯定没有办法写，因为当代文学史不是一部缘创作而延续的历史，而是一部随时被它外部的强大社会现实因素所牵制、影响和操纵的历史。
由此想到，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，固然不妨像通常一样，以作家作品为目标，可是如果希望真正搞懂这段历史，拥有关于它的正确知识，却要从别的角度入手，在背景和总体关系方面下功夫。自特殊性言，当代文学史不是作家史，不是作品史，是事件史、现象史和问题史。其次，跟普通情形下文学史诉诸“价值”的发现与鉴别不同，现阶段当代文学史研究工作，我以为重心要放在“关系”的发微、辨析和阐释上。关于当代文学的艺术成就高低，时间本来将自然澄清，现在却已打得不可开交。这样急于作价值判断，恰好显示当代文学史研究一直没有理顺关系——对任何一个事物，都应循先认识后评价的顺序，我们又如何能够在还没有摸透这段历史、拥有正确知识之前，就谈论它的“好坏”呢？
所以我有两个主张：第一，评价不重要，呈现很重要。第二，要就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事件、现象和问题，逐一专审专论，搞清基本事实。说来令人不安，“共和国文学”到现在已过六十年，对上述意识与做法，研究者仍未取得共识。或许，这跟当代文学始终处于“正在进行时”不无关系，但一晃六十年过去了，以时长来说当代文学史已两倍于现代文学史，对比一下彼此基础研究上的厚薄，我们理应汗颜。所以当代文学研究界，亟待转变意识，起码有部分学者从“前沿”状态抽身退却，不参与各种时论争讦，专心做当代文学史的案头工作。
这种工作，我称之为给当代文学史做“文案”。《典型文坛》与《典型文案》，一字之差，就差在这里。写《典型文坛》，起因还是在人，觉得当代文学史上存在一些集中反映了当时文学境状的典型人物，值得认识和探索。后来，写着写着，发现“人”其实并不关键，关键是“物的结构与属性”。于是人的面容开始模糊，凸显在眼前的，是桩桩件件交织着错综关系的文学史案例。分析它们，品味它们的诸多细节，成了我主要的工作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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